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邹震感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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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着十年以上靠写字为生的生活经历,混迹于各类媒体。信奉“记者,就是把人家的事说给人家听,还朝人家要钱。(语出《悲惨世界》,略有篡改)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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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世凯怎么就成了“冤大头”  

2014-02-19 11:26:57|  分类: 杂文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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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年间铸造的袁世凯头像银币,俗称“袁大头”,在货币收藏界被称为银元之宝,可我们河南帅哥袁世凯本人呢?由于诸多原因,普遍的中国民众并未读懂袁世凯,所谓的 “袁大头”,实质上是个“冤大头”!

革命话语系统下,一般的学者喜欢把袁世凯的出身定位为“地主官僚军阀世家”。其实,袁家家风官风都挺好的。即使袁世凯本人也算不上军阀,他梦想国家大一统,军队国家化,可惜梦未圆人已逝。

主流史家喜欢把袁世凯本人定位为纨袴子弟,动不动拿袁世凯的不喜读书说事。以平常心论之,哪个正常的孩子喜欢读中国所谓的“书”——明清科举时候的书,还是现在应试教育的书?

科举不利,袁世凯投笔从戎。他投奔的是庆军统领、正在登州帮办海防的干爹吴长庆。之后朝鲜发生事变,英雄有了用武之地,袁世凯成了李鸿章在朝鲜的总代理,小伙子做事虎虎生风,人称虎头。问题是李鸿章的外交乃是蛇尾。于是清朝抗日援朝终成虎头蛇尾。不过袁世凯个人还是有斩获的:一是朝野中人对他刮目相看;二是朝鲜乃他的实习基地,之后他在大清舞台上的成熟与干练即得益于此。

中日甲午之战的副产品之一就是刺激中国产生了民族主义,朝野上下有了耻感。只不过反省半天,居然还是器物改革、练兵筹响两大端,袁世凯在一帮大佬的举荐下练上了新军。可惜主流史家认定此乃军阀的肇始,还有人更进一步,把曾国藩称作“近代中国军阀的鼻祖”。按他们的逻辑,岳飞更是特大军阀了。

甲午之战还刺激了康梁维新。袁世凯当然也维新。当时,稍具良知、稍具清醒意识的士大夫都在发出改革变法的呼声,但是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理念与方式:孙中山是暴力革命,开天劈地换新颜;张之洞中体西用,是马体牛用或者牛体马用,驴唇不对马嘴;顽固派维旧,仅希望人心崭新一下,比如激发天良什么的;康梁有些狗急跳墙……总之,论稳健与实用,还数袁世凯。一句话,维新理念与人不同,怎么能说是假维新?

袁世凯能从康梁狗急跳墙般的政变中解脱出来是他的幸运。诸多学者现在也论证政变的发生不是出于袁世凯告密,袁世凯是事后补告,只不过这种补告加重了政变的程度:一是光绪本人遭遇囚禁,差点被废;二是荣禄出于保护光绪的目的对六君子不审而斩,导致康的围园密谋终不被世人所知,加之康在海外大搞野狐禅,导致世人不识康真面目,把他认作进步维新的代表,袁世凯就只能是“反党反革命”分子了。

主流史家喜欢说袁世凯镇压义和团,鲜血染满了红顶子,人民刽子手云云。可是,身为朝廷大吏,保境安民是他本职工作,你让他遇人造反,就跟人同去同去?再说中国从古至今的农民起义都谈不上爱国爱民,只能说充当了改朝换代的工具与杀富不济贫的利器。同去干嘛呢?

义和团的副产品是八国联军进中国,而八国联军进中国让太后明白,不改革不行了。从1901年到1907年,袁世凯直督六年举办了一系列新政,北洋势力也进一步坐大。只不过在大清特色的体制下,这势力也全看主子的喜恶了。因为政府想撵他回家,他就只能回家;如果不是革命党起事,袁世凯也就终老洹水了,而且最终能不能终老还要看政府的意思,所有的安全,既是暂时的更是有限的。都认为袁世凯势大,除不得,可是政府让他回老家,他还不是乖乖回了?北洋军造反了还是他属员造反了?门儿都没有。

对于清政府来讲,一开始就真的立宪也太难为他们。按照梁启超的设想,应该先行开明专制再行君主立宪。无它,没有自治习惯与团体公益观念的种族是玩不好共和的。问题是,革命派要跑步进入共和。武昌枪声响了,中外朝野一齐呼唤上了袁世凯,袁世凯握着钓杆淡定地说:让子弹再飞一会儿。

飞的结果,众望所归袁世凯,大总统居然非袁莫属了。在此之前,革命党那边推举孙中山先做了民国的临时大总统。孙中山的意思是,做大总统可以,但是做法式责任内阁制下的总统,我不干。他认为内阁制“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”,更不乐意“自居于神圣赘疣,以误革命之大计”。总之要干就干美式大总统。其他革命党呢,一是觉得总统制乃本党一贯之追求;二是觉得若行责任内阁,宋教仁必是责任内阁总理了,想得美,不能遂了这臭小子的贼心!于是孙中山就做了美式大总统,支撑这种制度的乃革命党人武昌起义后制订的《临时政府组织大纲》。可是就资历威望、实际行政经验、军队实力、外交支持等主客观情势而言,孙中山又不得不让位于袁世凯。

让得不甘啊,于是赶紧制订《临时约法》以取代《临时政府组织大纲》,由于动机不纯,所以这个文件制订得非常匆忙——对比一下美国1787宪法的难产(制宪会议从5月25日开始,到9月才结束),以及制宪会议代表的小心与谨慎,更能衬托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出笼时的轻浮与草率。可以说,自二月七日开始至三月八日,三十二天的时间,《临时约法》即全部通过,且主要目标,就是变总统制为内阁制,想把大总统规定成一个不负实际政治责任的国家元首。

总统制就这样摇身变成了责任内阁制。还有,一般责任内阁制政体,是不设副总统的,但革命党出于多种考虑,又把黎元洪整成副总统,放到了袁世凯的座椅身旁。

结果袁世凯就让他们坑了:他那总统不是美式总统,甚至也不是法式责任内阁制下的总统。法国当时是第三共和,法国总统至少还可解散议会,袁却连这最后的制衡权都没有。相形之下,议会的权力却大得无边无沿,除了立法权之外,行政权也都是它的了:对临时大总统行使的重要权力,比如对国务员和外交大使公使的任命,具有同意权和最后决定权;可以提出质问书于国务员(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),并要求其出席答复;有对总统与国务员的弹劾权等。

嘛叫三权分立?三权分立就是立法、司法、行政三大块,被分赋于三大系统,而《临时约法》下的议会却几乎把三大块蛋糕全吞自己肚里了,议会本身却没有任何限制,行政当局对国会没有任何制衡权(如解散权)。如果串成一条法理上的食物链的话,民国链条是这样的:内阁总理吃总统,议会又吃内阁总理。反过来,内阁总理与总统却吃不着议会一口。三权分立,就这样给《临时约法》搞成了国会独大,致使国会议员肆无忌惮,再加上确少英国所谓的“女王陛下忠实的反对党”之类的国家利益至上的政党意识与职业道德,所以民国就悲剧袅,总统和议会、总理和议会、总统和总理,搞不完的磨擦。

不得不承认,那时候的民众没有共和素养;那时候一切党都没有群众基础;那时候的革命党不懂政党精神,诸多党员是跨党人士,有些党员干脆没有政治信仰,把入党当作仕途,党义模糊,党争却一点也不模糊。于是内阁习惯性流产,子弹更是乱飞。总之,革命年代,参与其中的人都在越界,都不知自己的本分何在,或者说知道也不遵行。袁世凯这个法式总统当得那叫一个憋屈!

二次革命后,袁世凯把自己的法式总统,改造成了美式总统。中央权威算是有了。问题是时不利兮骓不逝,小日本给他扔过来一个“二十一条”。“二十一条”取材于日本黑龙会黑龙会。其首脑内田良平、顾问头山满都是孙中山的好朋友,孙中山的同盟会就是在黑龙会的斡旋下于黑龙会总部成立的。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前在日本演说,有日本财阀当面撺掇曰:“余甚喜援助革命家,且极愿再度援助之”。所以有学者怀疑孙中山与“二十一条”脱不掉干系。但是日本并不是很成功:被袁世凯政府玩得在国际上大丢其人,实际的谈判也没沾到什么大便宜。说它是不平等条约尚可,若说袁世凯卖国,则过了。袁世凯是合格的民族主义者,并且是坚定的反日派。相形之下,为了推翻袁政权,孙中山曾经与日本朝野人士讨论,希望日本派兵支援他的革命,作为交换条件,“中国新政府可以东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”,“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,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”。中山先生这是二十几条呢?

袁最大的跟头是称帝,虽说是君主立宪,可他的政治对手们假装不知道,相对于原先的君主专制,君主立宪不但不是复辟倒退,甚至是千年的政治大跃进。按保守主义的视角,政权掌握在一个人(皇帝)、少数人(贵族精英)或者多数人(民主)手里,都不是问题,问题是权力运作的方式!一句话,国体无所谓,关键是政体,政体是宪政就行。当时的日本、英国、德国,都是君主立宪,谁能说人家不是民主宪政?可惜中国人就跟《庄子?齐物论》中的猴似的——宋国(我们河南商丘)一个养猴的感觉猴食匮乏,就给猴子们开会说:“以后咱的橡果,早上三颗,晚上四颗,行不?”众猴一听,群急。于是他改说:“那这样,早上四颗,晚上三颗,行不?”众猴一听趴在地上狂喜。这个故事本来是想告诉大家,名和实、形式和本质要分得清,但中国人在传递智慧时,越传越傻,愣是把个“朝三暮四”传递为“朝秦暮楚”。时至如今,还是一听皇帝就跳脚,一听共和就俩眼笑迷迷,也不管它哪门子皇帝与共和,国体与政体都分不清,这跟猴类有啥差别?

袁一开始并没有称帝的意思,只不过架不住外间的纷扰、儿子及身边人的哄抬,当然也不是没有民意的成分,湖北商民裘治平上书提出“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”。其他人,不管是美人古德诺,还是筹安会六君子,静下心来读读他们的文章,也不是没有学理上的说服力。总之,事情就这样弄开了。

世人都同情孙中山,不知孙中山的幸运正在于他没有上位;世人都恨袁世凯,不知袁世凯的悲剧就在于他的上位。试想走向共和这种华丽的制度转型,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多民傻的破旧社会,怎么能会是一日之功?民国初建之时,不但袁世凯的智能条件不够,一般民众、革命精英,哪方条件足够?袁世凯的悲剧,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,实在是民国的悲剧,民族的悲剧,中国历史的整体悲剧。面对这种悲剧,我们更需要的是心灵的悲悯、文化的反省和制度的重建,而不是简单地辱骂可以了事的。简单辱骂,无非是给晚清民国的悲剧,寻找一个替罪羊而已,袁世凯的“冤大头”也就这样当定了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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